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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就在当下:从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理解区分事故与预防的风险感知

这不只是一个关于船的故事。它讲的是人的心智如何面对风险,以及当感知偏离现实时会发生什么。泰坦尼克号的船员并非能力不足。高级船员经验丰富,有规程可循,技术在当时也十分先进。失效的是一种更微妙、也可能更危险的能力:在当下识别周围信号,意识到这些信号要求自己改变行为。 这种现象并没有停留在1912年。它存在于接近完工、开始悄悄松一口气的项目中;存在于长期没有事件、因而产生控制感幻觉的工厂中;也存在于任何有人认为“最难的已经过去了”或“真正的风险还在后面”的作业中。这篇文章要谈的,就是这种心态,以及如何把风险感知作为管理…

七次警告。1912年4月14日,泰坦尼克号以22.5节、接近最高航速的速度横渡北大西洋时,收到了其他船只发来的至少七次冰情警告[1]。夜空晴朗,海面平静,船上的人对这艘船的工程技术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心。美国参议院于当年5月28日发布的官方报告,直接描述了此后的情况:“没有降低航速”“没有加强瞭望”,以及“高级船员之间没有就冰情警告展开共同讨论”[2]。船上2,223人中,约1,500人在那一夜遇难,相当于68%的死亡率[3]。

这不只是一个关于船的故事。它讲的是人的心智如何面对风险,以及当感知偏离现实时会发生什么。泰坦尼克号的船员并非能力不足。高级船员经验丰富,有规程可循,技术在当时也十分先进。失效的是一种更微妙、也可能更危险的能力:在当下识别周围信号,意识到这些信号要求自己改变行为。

这种现象并没有停留在1912年。它存在于接近完工、开始悄悄松一口气的项目中;存在于长期没有事件、因而产生控制感幻觉的工厂中;也存在于任何有人认为“最难的已经过去了”或“真正的风险还在后面”的作业中。这篇文章要谈的,就是这种心态,以及如何把风险感知作为管理工具,贯通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

1. 风险感知不是直觉,而是一种管理思维

在继续之前,我们需要区分两个经常被混淆的概念。风险,是不期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其后果严重性的组合。风险感知,则是个人对这一风险的性质和大小作出的主观判断[4]。问题在于,实践中,这两个要素很少同步变化。

认知心理学表明,人类在客观评估风险时,存在明显的局限。该领域的重要研究者 Paul Slovic 指出,风险感知受到熟悉程度、感受到的控制力、恐惧,以及是否自愿暴露等因素影响,而不只是取决于事件在统计上的发生概率[4]。换句话说,我们往往低估熟悉的风险,高估新鲜、未知或令人恐惧的风险。

因此,不能把风险感知视为一种天赋,也不能认为它会“随着经验自然获得”。它需要作为一种管理思维来培养:一种主动的纪律,要求我们回看过去,从事件中学习;展望未来,预判情境的变化;更重要的是,关注当下,因为眼前可见的前兆,可能触发一个不期望的事件。

2. 让过去成为老师,而不是挡箭牌

2.1 “最难的已经过去了”的陷阱

在我最近的现场走访中,有一种情形反复出现,频繁得令人不安。项目接近完工,团队开始悄悄松一口气。回头看看,大家心想:“最艰难的阶段都过来了”“没有发生事件,说明我们没问题”“现在只要保持节奏,完成交付就行了”。在项目日常中,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“快完工了”效应。

这种效应未必源于疏忽,它是一种有研究记录的认知陷阱。《Safety Science》发表的一项建筑项目风险感知研究发现,随着项目推进,人们开始觉得风险越来越低,即使这种感知上的下降,并不对应真实风险的下降[5]。到了项目尾声,许多方面确实有所改善:区域更整洁、交叉干扰更少、流程更成熟。但这种可见的改善,可能制造出“风险已经克服”的错觉。

然而,最后一段路并不是没有风险的。它会带来自己的风险,而且往往更严重:赶工期、临时变更范围、送电、调试、在带能系统上测试、人员减少,以及并不少见的监督减弱。一篇关于调试阶段的文章,正好描述了这个盲点:最后阶段往往被当作“最后一圈”,实际上却是系统开始通电和测试的过渡期。工具的声音可能变小了,风险却没有[6]。

2.2 偏差正常化:当过去误导我们

在调查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时,社会学家 Diane Vaughan 识别出一种模式,并称之为“偏差正常化”[7]。在夺走七名宇航员生命的爆炸之前,NASA 工程师已在此前的飞行中观察到助推火箭 O 形密封圈的烧蚀。每一次任务没有酿成灾难,就进一步强化了“这种偏差可以接受”的信念。过去没有事件,开始成为继续在设计参数之外运行的理由。

正如 Vaughan 所描述的:“偏差正常化,是偏离正确规则或行为的做法,在组织内变得如此普遍,以至于不再被视为偏差的过程。”[7]

这个概念与作业日常息息相关。有多少次,团队调整了一项规程,因为没有出事,这种调整就成了惯例?又有多少次,在工期压力下走了捷径,因为眼前结果不错,捷径就成了新的标准?没有事故,不是安全的证明。很多时候,它只能证明运气还在,或安全余量还没有被完全耗尽。

1931年提出的 Heinrich事故金字塔,提供了一个补充视角。Heinrich 观察到,每1起严重事故,大约对应29起轻微事故和300起没有伤害的事件[8]。后来的研究,例如英国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的分析,发现了差距更大的比例:每1例死亡,对应207例重伤和1,402例损失工时伤害[9]。核心信息没有改变:严重事件之前,信号通常已经存在。区别在于,我们是否知道如何看见它们,还是因为过去没有悲剧,就认定它们不重要。

风险概念、启示及相关认知陷阱对照表

3. 让未来成为指南针,而不是借口

3.1 “风险还在后面”的陷阱

另一个时间上的陷阱,是把风险完全推到未来。例如有人说:“现在还很平稳,等更多人进场才是关键阶段”“真正的风险在调试开始以后”,或者“更繁重的作业还在后面”。这样一来,团队就允许自己凭惯性行动,仿佛现在只是在等候一种尚未到来的危险。

这种心态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:事故不会按预约出现。它源于条件、决定与变化的交汇,而这种交汇总是发生在当下。James Reason 的组织事故模型,也就是瑞士奶酪模型,有助于说明这一点[10]。组织的防线——规程、实体屏障、培训、监督——像一片片叠放的奶酪。每一片都有孔洞,但正常情况下,孔洞不会连成一线。当某个特定时刻,多层孔洞同时对齐,让危险穿过所有屏障,事故就发生了。

关键在于,这些孔洞并非固定不变。它们受到当前决定和条件的影响,动态地打开、关闭。当团队以为真正的风险还在后面,决定现在先放松时,实际上是在自己的防线中打开缺口。把风险推到未来的同时,可能正在创造让它在现在成为现实的条件。

3.2 再看泰坦尼克号:当“更快穿过去”成为策略

让我们回到泰坦尼克号,不是回到传说,而是回到调查记录。收到冰情警告后仍维持航速,这个决定背后有一种逻辑,在许多作业环境中都能见到:加快速度,就能把风险甩在身后。如果更快穿过浮冰区域,暴露时间就更短。听起来很直观,却有严重缺陷。

美国参议院报告记载,冰山位置已经被通报,也有证据表明警告传到了船舶指挥层,但高级船员没有展开有组织的讨论来评估这些信息[2]。维持航速的决定,并不是一个坏人作出的,而是一群身处特定文化中的专业人员作出的。在这种文化中,尽可能快速横渡大西洋,具有极高的象征价值与运营价值;对船舶技术的信心,压过了对环境的仔细观察。

加速不会消除风险。加速会改变风险,而且通常会加剧风险,因为它压缩了回旋空间、响应时间和决策质量。当交付成为绝对优先事项,当下就被挤压了。被挤压的当下是危险的:人们开始在信息更少、思考更少、容错余量更小的情况下作决定。

这种模式在今天仍然重演。美国劳工统计局记录,2024年有5,070例职业死亡[11]。美国 National Safety Council 估计,综合不同类型的事故来看,麻痹自满促成了美国平均每天552例本可避免的死亡[12]。与此同时,美国空军对五年安全数据的分析发现,在756起伤害事件中,麻痹自满是原因或促成因素[13]。这些数字指向同一个结论:风险感知下降时,暴露就会上升。

4. 当下:风险诞生,也可以被终止的地方

4.1 风险是一个动词

风险不是进度表上固定的一个点,不是“在第1阶段”,也不是“在第9阶段”。风险是动态的,它正在此刻发生。它存在于今天出现的变化中、尽快完成的压力中、刚加入却不了解环境的同事身上、意料之外的干扰中、被释放的能量中、变成惯例的小偏差中,以及几乎没人意识到自己正在作出的决定中。

Mica Endsley 提出的“情境意识”概念,指的就是在这个动态的当下有效行动的能力[14]。Endsley 描述了情境意识的三个层次,它们对于实时风险管理都不可缺少。

第一层是感知:识别环境中的相关要素。看见冰情警告,注意到团队发生了变化,发现工具并不是规定的那一款。第二层是理解:明白这些要素在当前情境中意味着什么。仅仅看到冰情警告还不够,还必须理解,在当前航速和条件下,它代表着真实的威胁。第三层是预测:预判如果什么都不改变,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。如果维持航速、如果不加强瞭望,接下来几分钟最可能出现怎样的局面?

风险感知的大量失效,发生在第一层与第二层之间。信号可见,却没有被理解为重要信息。七次冰情警告传到了泰坦尼克号。NASA 工程师看到了 O 形密封圈的烧蚀。现场团队每天都在与小偏差共处。问题很少是缺乏信息,而是缺少在当下处理信息、据此行动的纪律。

4.2 前兆:风险显现之前的风险

美国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将事故前兆定义为这样的事件:既检验系统防线是否充分,又提供产生知识、预防事故的机会[15]。每一起未遂事故、每一项规程偏差、每一次“差一点出事”,都是前兆,表明防线正在受到考验。

难点在于,前兆本身并不立即造成严重后果。因此,它们很容易被忽视、被合理化,甚至根本不被报告。一种把前兆当作“难免会发生的事”的文化,会浪费最好的预防机会。相反,如果一种文化把每个前兆视为看向未来的窗口,视为系统中某处需要关注的信号,它的风险感知就扎根在当下。

5. 面向当下的工具:明天可以带到现场的做法

没有实践的理论,无法支撑改变。以下工具简单、可以立即使用,而且恰好作用于风险产生的那一刻,也就是事件发生之前。无论在施工现场还是控制室,无论是资深工程师还是第一天上岗的操作人员,都可以使用。

5.1 有意识地暂停:让认知重新启动

两分钟。就是两分钟。在开始任何任务之前,尤其是每当发生变化时,团队应该停下来,回答三个明确的问题:

与上一次做这件事相比,发生了什么变化?这个问题迫使大脑摆脱惯性,意识到现在并不是过去的重复。

今天,我们的经验可能在哪些地方误导我们?这个问题直接对抗过度自信与偏差正常化。

我们已经明确约定,出现什么情况就停止一切作业?这个问题在压力出现之前,划定了不可越过的界限。

5.2 动态重新评估的触发条件:变化了,就要承认变化

团队应事先约定一份变化清单,让它像自动断路器一样发挥作用:一旦触发,就在执行过程中重新评估风险,而不只在最初计划时评估。

如果团队变了,或者有承包商加入,就必须重新评估作业。如果工具或设备变了,就必须重新评估作业。如果顺序或范围变了,就必须重新评估作业。如果天气、能见度或照明变了,就必须重新评估作业。如果紧迫性增加,或者执行时间窗口缩短,就必须重新评估作业。如果出现计划外的干扰,就必须重新评估作业。

规则很简单:重新规划不是浪费时间,而是负责任地工作。

5.3 明确的停工约定:赋予思考的权利

开始工作前,整个团队必须清楚三件事。第一,谁可以叫停作业?答案必须明确:任何发现未受管理风险的人,无论职级或角色。第二,出现哪些情况必须立即停工,没有商量余地?必须具体界定这些条件,例如沟通中断、环境意外变化或设备异常。第三,停工后如何安全恢复作业?这不是官僚程序,而是让人们能够在当下进行批判性思考,不必担心遭到报复。

5.4 简短、一致、可核实的沟通

在现场,信息干扰与含糊表达会滋生风险。一个简短、可重复的表达模式,有助于减少这些问题:

我准备做___。 这里的重大风险是___。 我的防护屏障是___。 如果它失效,我会___,或者我会停止___。

这种表达迫使我们把风险说出来,唤起情境意识,也为他人实时验证或质疑分析创造空间。

5.5 检查基本要求:为什么显而易见的事会在最后阶段消失

任何作业进入最后阶段时,人们都容易放松看似基本的要求:隔离、标识、区域整理、逃生通道、作业许可、能量控制。显而易见的事情并不微不足道,只是重复让它们变得不可见。因此,有意识地检查基本要求,尤其是在团队觉得“快完工了”的时候,是对抗“快完工了”效应最有力的工具之一。

6. 下次现场走访可用的简短检查表

在说“快到了”之前,值得先停下来问一问:

现场走访问题及其揭示的风险对照表

结语:风险在当下,我们也必须在当下

安全文化不是对过去顺利经历的回忆,也不是承诺等到关键阶段到来时,团队就会做得更好。安全文化,是认真对待当下的纪律。

过去给予教训。偏差正常化、Heinrich事故金字塔,以及泰坦尼克号挑战者号这样的悲剧,都说明严重事件很久之前,信号通常已经存在。未来提供方向。瑞士奶酪模型与前兆分析提醒我们:事故的条件,正在我们此刻作出或没有作出的决定中形成。

但一切都在当下决定。前兆可以在当下被察觉,有意识的暂停可以在当下发生,停工约定可以在当下启动,清晰的沟通可以在当下避免不可逆转的损失。事故也在当下形成,来自一个个小决定的累积,而这些决定常常悄无声息。

因此,这篇文章的核心信息仍然是:

风险不在过去,也不在未来。风险就在当下。我们的工具、注意力和行动能力,也都需要在当下。

下次见!

Andreza Araújo

参考资料:

[1] Congress Investigates the Titanic Disaster. Levin Center at Wayne Law. 参见: https://levin-center.org/what-is-oversight/portraits/congress-investigates-the-titanic-disaster

[2] U.S. Senate. Report of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: "Titanic" Disaster (第62-806号报告,1912年5月28日). 参见: http://www.senate.gov/artandhistory/history/resources/pdf/TitanicReport.pdf

[3] Royal Museums Greenwich. RMS Titanic Facts. 参见: https://www.rmg.co.uk/stories/maritime-history/rms-titanic-facts

[4] Slovic, P. (1987). Perception of Risk. Science, 236(4799), 280-285.

[5] Perception of risk in construction: Exploring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experts. Safety Science, 2021. 参见: https://www.sciencedirect.com/science/article/abs/pii/S0925753520303878

[6] AXA XL. The Hidden Danger of Complacency on the Construction Site. 参见: https://axaxl.com/fast-fast-forward/articles/the-hidden-danger-of-complacency-on-the-construction-site

[7] Vaughan, D. (1996). The Challenger Launch Decision: Risky Technology, Culture, and Deviance at NASA.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

[8] Heinrich, H. W. (1931). Industrial Accident Prevention: A Scientific Approach. McGraw-Hill.

[9]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(HSE), UK. 事故三角形数据,20世纪90年代中期。参考来源: 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Accident_triangle

[10] Reason, J. (1990). Human Error.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
[11] U.S.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. Census of Fatal Occupational Injuries, 2024. 参见: https://www.bls.gov/news.release/pdf/cfoi.pdf

[12] National Safety Council. Injury Facts. 参见: https://www.nsc.org/community-safety/resources/injury-facts

[13] U.S. Air Force Safety Center. Talking Paper on Complacency (FY11-FY15). 参见: https://www.safety.af.mil/Portals/71/documents/Occupational/Q4Z/Talking%20Paper%20on%20Complacency_final.pdf

[14] Endsley, M. R. (1995). Toward a Theory of Situation Awareness in Dynamic Systems. Human Factors, 37(1), 32-64.

[15]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. Accident Precursor Analysis and Management. 参见: https://www.nationalacademies.org/read/11061/chapter/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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